狗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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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提出民族性的问题，总结起来，欧美的民族性是思维直接，比较绝对化；而中国的民族性什么东西都没有绝对，讲究一个合理性，也就是讲一个“度”字！

举个例子，你问一个美国学生，郎教授的讲座讲的好不好，他只会回答好，或不好。而如果你问一个中国学生，他多半会根据说话对象的脸色反应，好坏各说一些。欧美的人是很就事论事，所以很多东西可以程式化，甚至是“说明书化”，所以他们的管理发展成项目管理，发展成职业经理人制度，在这家公司把事情做完了就好了。而所谓“信托责任”，其实就是对事不对人的。但中国不行，中国讲究的是人的关系，非常的微妙，你和上下级关系弄不好，你就不可能得到重用，而你得到重用可以去做一些成绩了，那你和这个企业，这个团队的关系已经是千丝万缕了。这个不止是在企业，在政府中也是这样，相信我不用太多解释。

一个思维直接，绝对化的民族，就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民族，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他们做管理最合适的就是搞制度化了。制度化就像是一个程式，人就像是程式里面的变量。程式要做得好的前提，就是你的变量要容易定义。很明显，欧美的人是容易定义的，也容易把握的。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发展出了把法律制度化，把经济制度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制度化，而这些制度化在他们身上是有效的！

而中国人讲究的是合理性，所谓合理性就是没有绝对的对错好坏，合理就好，合理就能接受。在外企做采购，无论你进的货质量多么好，多么准时交货，但你都是不能私底下拿佣金的，因为这是错的，用来郎的话说就是“做得好是应该的”；但是在中国做采购，你做得好了，拿点佣金是可以接受的，比如你为公司创造了10的价值，你私底下拿个1的佣金，只要你把这个“度”把握好了，中国的老总是不会管你的，权当是你的辛苦费了，而这个也是中国人民可以接受的。中国人是非常善变，也非常善于变通的，作为变量的话，中国人是非常难以定义的，所以说在中国搞好法制化这个程式的成本非常高，也未必是唯一出路。

我想干脆在本博客新开辟个栏目叫闲评郎咸平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