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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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很喜欢郎咸平，但这些人大多是不懂经济学的，或者是半桶水。这样说完全没有贬低郎的意思，反过来正式对郎的高度评价。很简单，如果一个数学家能让这么多不太懂数学的人民喜欢他，喜欢他的理论，难道他不是伟大吗？一向很反感一些所谓专家故意的把所谓科学学术搞得高高在上的感觉，特别是经济学这类的社会科学，搞出这样那样的复杂不堪的数理逻辑，让普通人望而生畏，从而达到维护自己理论的目的。我认为，所有的社会科学，检验其对不对的唯一标准，就是民众认不认可。社会科学家，应该做到让人家认同你，而不是由于知识的差距而无法辩驳你。记得刚读大学的时候就看了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让我对茅很是敬佩，因为他做到了把最精华的东西用最简单的很道理讲给最普通的民众去了解，而且让我明白经济学不是几个所谓经济学家坐在一起高谈阔论互相卖弄，而是尽量的让经济学原理深入到人们的心里。这一点，郎咸平做到了，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整个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被其用“保姆理论”概括了。说现在的国企因为效益不好，国家就派了人去做老总来管理，到时候做好了，那些老总就搞管理层收购（MBO），通过会计手段压低资产估值，然后自己买进大量股份，达到个人占有大量国企股份，身家暴涨的目的。郎说这就像是“我家很乱，就请了保姆来打扫整理，打扫完了，这个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个比喻很准确，也能让所有人都明白了国有资产是如何被一小部分人侵吞掉，让人民觉醒起来，吼出来对这些行为的不满！但是每每看到这些，我都很想苦笑摇头，我想有机会和郎对话的话，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他无语——中国本来很乱，后来共chan党来打扫整理，打扫完了，现在中国可不就是共chan党的了吗？

郎最经常提到的是，中国看到欧美经济繁荣就以为是其经济制度的作用，所以就照办经济制度，其实不应该把国外的那一套经济制度拿来中国用，因为需要法制化的基础，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比如美国股市的繁荣，就是靠美国宪法赋予证监会的至高权力来对其监管调查；再加上普通法系的维护一般民众权益的陪审团制度更容易对坏人定罪，配合各种严刑峻法，就让弄虚作假者的犯罪成本非常高。所以中国的股票市场要发展，必须得先完善各种法制化建设。这样的形式推理是严密的，但其实质不是100%严密的。因为法制化和经济工具能否有效，是有很强的关联性，但未必是因果关系，因为可能有第三方条件同时对这两者作出影响。这个说起来比较绕，做个比喻，手指头很黄的人，较容易得肺癌，但是他们不是因果关系，因为是吸烟同时导致了人手指黄和得肺癌。但是吸烟就一定是得肺癌的原因吗？同理，不一定，因为可能DNA的某些结构导致某些人比较喜欢吸烟又比较容易得肺癌，甚至能不能说喜欢吸烟是肺癌的前期症状呢？这个就不讨论，反正我想说明的观点是，法制化和经济工具能否有效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它们同时受到一个第三方条件共同影响，我提出的观点是，民族性的特点。欧美的民族性导致了他们的法制化和经济制度的同时出现，而不是法制化使得经济工具有效进而使得经济繁荣。所以郎强调法制化建设，和其他经济学家强调引进经济制度，在逻辑上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郎已经想得更深。

那我既然提出是民族性作为第三方条件的这个论点，我就要论证啊，这个要写续集了。天啊，这次偏题偏得厉害了！不过欣慰出来工作1年了，脑子还是能转的，窃喜。